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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访问｜全球都在通胀，明年中国能稳住物价吗？******
文/刘文文
今年以来，全球通胀高企，美欧等主要经济体CPI涨幅明显。在此形势下，中国物价水平备受关注。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当前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较其他经济体有何差别？目前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如何预防这些因素的潜在性冲击？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室主任、研究员郭丽岩，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稳物价成效显著
国是直通车：当前，全球性通胀越发严峻，尤其发达经济体通胀粘性特征愈发明显。在您看来，当前国内外物价运行水平有何不同？与国外相比，中国稳物价的成绩如何？
郭丽岩：在美欧等经济体通胀“高烧不退”的背景下，中国持续稳定物价运行的努力与成效令全球瞩目。1-11月份，中国CPI同比上涨2%，持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一直在1%左右的相对低位。
中国能够维持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物价水平，在当前是十分难得的宏观经济治理绩效，这与美欧等经济体陷入高通胀甚至是恶性通胀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以来，美欧等经济体的CPI连创40年来的历史新高，虽然近期有所回落，但美国、英国、欧元区11月份CPI仍在7.1%、10.7%、10%的高位运行。此外，土耳其、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更是出现了持续的恶性通胀。
国是直通车：今年以来，中国在保供稳价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了哪些成绩？
郭丽岩：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和经验，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粮食、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大保供稳价工作力度，切实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首先是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断完善价格调控机制。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地方工作主动性。在提升本地自主保障能力的同时，促进产销衔接，强化主产区和主销区之跨区合作，共担保供稳价责任。产地采购、道路运输、终端配送各环节保通保畅。健全成品粮油、猪肉、北方城市冬春耐储蔬菜等储备并充实在库，增强储备调节能力。例如，9月份以来，连续多批次投放中央猪肉储备，并指导地方同步加大投放，促进价格向合理区间回归。
其次是基础能源的保供稳价，立足国情，以煤炭为“锚”，构建保供稳价体系，有序释放煤炭优质产能，健全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完善煤电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预期管理，压实各部门、地方和企业保供稳价责任，有力维护了能源领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此外，今年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降低启动条件，扩大保障范围，1-11月份，各地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0亿元左右，有效保障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国是直通车：在您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物价波动的国内外因素有哪些？
郭丽岩：客观而言，中国在稳物价方面也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主要是外部输入性压力。
尽管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但部分品种仍在高位波动。乌克兰危机仍在发酵，国际流动性环境发生变化，主要经济体利率、汇率变化快，国际市场部分区域能源、粮食等供应缺口仍然较大，各种扰动因素交叠，供求基本面偏紧甚至供求错配的个别品种仍有阶段性反弹空间。此外，受不利天气影响，蔬菜等食品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波动。
中国稳物价底气能力增强
国是直通车：考虑到上述因素，您认为如何预防这些潜在冲击，防止未来物价发生大幅波动？今年中国物价整体水平将如何？能否有效控制通胀？
郭丽岩：针对上述挑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增强全链条全过程防范市场价格异常波动风险的能力。
就输入性因素而言，密切跟踪监测预警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动向与价格走势。尤其是强化对国际油气、粮食、黑色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异常波动的预警，加强对国内外主要期货和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联动分析，从而为国内分类施策和精准调控夯实基础。
就不利天气等突发事件而言，提升预警灵敏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压实“产供储销”全链条联动责任，强化跨区调运和余缺互济，协同运用各级各类储备进行更加精准的市场化调节。
总体上看，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基础坚实，今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年度CPI预期目标，展望明年，稳物价的底气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首先，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产业体系韧性足，市场潜力空间大，能够对冲和化解不利冲击。
其次是中国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强刺激，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和更高质量的支持。
特别是粮油肉蛋奶蔬果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调控机制不断完善，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有底气、有能力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 题：戴维·兰普顿：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个战略性错误 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 曾鼐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是近年来多国内政外交关注的核心议题。中国倡议的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和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助力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近期，美国推动七国集团(G7)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也预示着，欧美国家希望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 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中美能否合作？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展开对话。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兰普顿曾经长期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一职，被视作当今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通”之一。他表示，中国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互联互通，美国同样如此。就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美国应当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尝试开展更多合作。中国发起的亚投行有助于让全球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美国没有加入其中是个战略性错误。  戴维·兰普顿。全球化智库 提供现将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王辉耀：你如何看待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近期的视频会晤？近期各类外交活动中释放出哪些关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信号？ 戴维·兰普顿：在某种程度上，美中关系正处于自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以来最难以预料的时刻。借用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美中双方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正在进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尝试，以了解如何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处理两国关系。此刻与40年前相比已截然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自然是中国经济的实力及其在塑造区域经济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能力迅猛发展。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可以给我们更多信心，因为这表明至少双方在处理好美中关系上都有强烈意愿。就两国领导人视频会晤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认为谈总比不谈好，这无疑是取得进展的第一步。  11月1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王辉耀：中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误解。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中国需要强有力的中央协调。比如在建设三峡大坝、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时，国有企业发挥着独特作用。但在中国之外，人们对此不太理解。 戴维·兰普顿：我认为就中国的历史而言，这是对的。中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必须应对更多的人口。美国人应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特殊情况。同时，中国也需要承认美国的特殊情况。中小型商业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即使最大的公司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也很少或没有直接所有权。因此，在我们的政治中，私营部门或小企业会担忧如何与拥有国家背景的公司竞争。 在过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未来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过程中，我们都希望美中可以发展出更多共同的经济实践，以减少两国间的紧张。我的基本感觉是，过去几年里，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没有加入CPTPP，而中国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让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在我看来，美中两国必须重新尝试获得更多共同的成长。  资料图：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图片来源：人民视觉王辉耀：你曾经做过一些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探索性研究，并著有《铁河：铁路与东南亚的中国力量》一书。能否介绍一下这本书？ 戴维·兰普顿：这本书是关于中国如何自力更生建立起一个高速铁路行业的故事。2000年左右，中国还没有高铁行业或高铁系统，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如何为高铁系统建立技术和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中国如何与七个东南亚国家进行沟通，以建立一个有可能将他们与中国南部连接的铁路系统。 有些人会问，这是一个中国“占领”东南亚的战略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撇开每个具体项目发展的好坏不谈，总体上我们可以看出，邻国的富裕有助于中国发展，而如果中国周边国家想要致富，他们也需要与中国相连，与彼此相连。这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为亚洲实现经济现代化和一体化而作出的努力，并非中国“接管”世界或该地区的阴谋论。  新疆已有8座城市开行中欧班列，本土产品也能够借助“一带一路”走向海外。 李明 摄王辉耀：通过基础设施实现互联互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美国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美国最近同G7国家一起推出了“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这个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 戴维·兰普顿：我个人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应该同意“世界需要基础设施”这一观点。两国经济政策之间的区别意味着美国不会像中国一样在世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如此大作用，但我认为美国应该尝试，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与更多朋友合作、与中国合作。 总的来说，美国将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更多行动。就像中国从这种一体化和连通性中受益一样，如果美国要实现规模经济，我们也需要与更大市场形成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我认为美中两国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同时，我也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这是现实，美国正重新回到“全球化”这个游戏中来。 随着时间推移，“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在发展，中国参与了世界上许多地区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积累应对不同情况的经验。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在不断学习，也变得更加慎重。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国内需求也很大，或许中国人自己也会问：我们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技术向外应该投入多少，又该留给国内发展多少？ 我试图告诉西方观察家，至少按照我的理解，中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正在探索更健全的政策，而不是在财政上过度投入。我一直认为，中国发起亚投行的一个原因是，能够让中国以外的更多国家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我看来，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没有加入亚投行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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